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尽力做好所有事情的。每天早上，无论前夜发生了什么，她都会起床用勇敢的脸孔面对。那是一张多么了不起的脸，自从她从新奥尔良回到家后，只要我起得早，我都喜欢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望着母亲，看她画她那张漂亮的脸。

他每次化妆都要很久，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她总是开玩笑说，如果她能有那种又长又粗，而且需要经常拔一拔的眉毛该有多好，就好像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性格演员艾金·塔米洛夫的眉毛那样。相反的是，她要用眉笔把眉毛画出来。然后她再化妆，涂口红，通常是那种鲜红色的，和她的指甲油很配。

在我十一岁十二岁之前，母亲总是留着长波浪发。头发很浓密，而且很漂亮，我喜欢看着母亲梳头发，直到梳得很整齐。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剪了短头发，从美容院回来的那天，她那头美丽的长卷发不见了。在那之前，我们不得不让我的第一只狗苏西安乐死，那时它才九岁，那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母亲说她的发型是很流行的，而且很适合她这样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我当时并没有买账，而且我也一直怀念母亲那一头长长的秀发。但是几个月后，当母亲不再染她从二十多岁起中间就开始变白的头发时，我感到很高兴。

在母亲化完妆的时候，她早已经抽了一两支香烟，喝了好几杯咖啡了。然后在沃特斯夫人来之后，她就要离家上班了。如果我们离家的时间差不多，她就会顺路把我带到学校。在我从学校回来之后，我便只顾着和朋友或者罗杰玩。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弟弟的感觉，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直到他也长大了，也有了他自己的朋友。

母亲总是在四点或者五点的时候回家，除非是赛马场开门，她非常喜欢看赛马。虽然她很少下注超过两美元，但是她总是很认真的研究赛马表和下注单，听她需要知道的骑师、教练和马主的情况，并且和她在赛马场的朋友争论她的选择。她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她一生的挚友：路易斯·克雷恩和她的丈夫乔，乔是一名警察，后来他升职作了警长，他常常在父亲喝醉的时候开着警车带着父亲兜风，直到父亲的怒气尽消；狄柯西·赛巴和她的教练丈夫；还有玛琪·米切尔，她是赛马场诊所里的一名护士，她照顾那些在赛马场上感到身体不适的人。玛琪·米切尔、狄柯西·赛巴，以及后来加布的第二任妻子南茜·克劳德福是母亲的挚友，而玛琪和母亲还互称彼此为姐妹。

在我从法律学校回到家后不久，我就有一个报答玛琪为我和母亲所做的一切的机会。玛琪被当地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辞退，她决定要提起申诉，并要我代表她出席听证会。在会上，纵然是我缺乏经验的质问都清楚地表明了她的上司辞退她只是因为个人恩怨，这根本是毫无道理的，我把对玛琪的指控辩驳得体无完肤。胜诉之后我们非常的兴奋，因为她理应重新得到那份工作。

在我把母亲也带入政治之前，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和她的工作有关系——医生、护士、医院的职员等。母亲有很多朋友，而且她从来不和陌生人接触，她努力让病人在手术前入睡，并且和她的同事相处甚好。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她。对于那些想要对她指手画脚，或者想要利用自己的职位处事不公的人，母亲则会非常的严厉。和我不太一样的是，母亲实际上很喜欢惹这样的一些人生气。我常常是无意中就树敌众多，只是因为我太做自己，或者在我进入政坛以后，因为我的职位或者我试图做出的一些改变。当母亲真的不喜欢什么人的时候，她会想尽办法整得那些人口吐白沫。在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曾一直努力很多年来避免为一位麻醉医师工作，而且在一些手术中她也出了一些问题，为此，她也付出了代价。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喜欢他们，尊重他们，而且也热爱生活。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精力和精神的，她的每一天都充满着工作和乐趣，总是照顾我的弟弟罗杰和我，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学校的活动，她也总是抽出时间和我们的朋友聚会，并且只把烦恼留给她自己。

我喜欢到医院看望她，看那些护士和医生照料他们的病人。初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手术，我所能记得的就是无数次的切切割割和好多的血，而且我并没感到不舒服。那是我对外科医生的工作非常的着迷，而且想自己有一天或许也会从事这项工作。

母亲对她的病人十分的关照，无论他们是不是付得起钱。在实行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之前的日子里，很多人支付不起医疗费。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很穷但是很要面子的男人到我们家来结账。他的工作是摘水果，他付给母亲六蒲式耳（一蒲式耳容量等于八加仑）的新鲜桃子。我们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桃子，混在麦片中，做水果派，还有冰淇淋，那甚至于让我希望母亲有更多比较穷的病人。

我想母亲的工作、朋友还有赛马使她在婚姻上的束缚得到了很大的缓解。那时候母亲一定有很多次都在内心痛哭，或许甚至是身体上的疼痛，但是多数人都无法明白。她树立的榜样在我担任总统以后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她几乎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她的烦恼。我想她一定认为我只需要知道那些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其余的事情凭借我的聪明才智，我一定可以自己想明白，而在那时的那个情况下，我应该尽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在我十五岁那年，沉默战术不再奏效。父亲又开始酗酒，并且变得狂暴，所以母亲带着罗杰和我离开了家。我们曾经那样做过一次，几年前，我们搬到了克里夫庄园公寓住了几周，庄园位于中央大道南端，那里几乎靠近赛马场。然后就是这一次，在1962年4月，我们在一个汽车旅馆里住了三周，与此同时，母亲也在外面找房子。我们一起看了一些房子，都比我们家的房子小，有的甚至超过了母亲所能支付的范围。最后，母亲选定了位于斯卡利街的一幢房子，那里有三间卧室和两个卫生间。斯卡利街只有一个街区那么长，位于温泉市的南边，在中央大街以西半英里处。那是一幢全新的电气化金牌房屋，里面有中央供暖和中央空调，而我们在帕克大街的房子只有窗式空调，我想这幢房子大概得花三万美元。房子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起居室和餐厅，餐厅位于一进大门的左边。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书房，和饭厅以及厨房相连，厨房的外面则是一个洗衣房，就位于车库的后面。在书房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门廊，后来我们在那里装上玻璃，摆了张台球桌。有两个卧室位于大厅的右边，大厅的左边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间，卫生间后面是一个带有卫生间并且可以淋浴的卧室，我想母亲想要一个大卫生间可以让她有更多的空间拜访她的化妆品和镜子。母亲住在后面第二大的卧室里面，罗杰住最小的那间。

虽然我喜欢我们位于帕克街的房子，那里有我很努力才整理好的院子，有我喜欢的邻居、朋友和熟悉的地方，但也很高兴住进了一个正常的家，让我有安全感，或许对于母亲和罗杰来说更为重要。那个时候虽然我对儿童心理一无所知，但是我逐渐开始担心父亲的酗酒习惯和暴力行为会对罗杰造成比我还坏的影响，因为罗杰要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因为罗杰·克林顿是他的亲生父亲。我的父亲则是另有其人，一个在我看来很强壮、值得信赖、靠得住的人。一想到这些我就有了更多情感上的安全感，以及更多可以抱着冷漠甚至同情的态度来看待眼前发生的事情的必要空间。我一直很爱罗杰·克林顿，也从未停止过努力让他改变，无论他忙碌还是清醒，我都认为和他在一起很开心，我甚至担心小罗杰会憎恨他的父亲，事实也的确如此，这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我讲述很多年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陷入莎士比亚的马克·安东尼为朱利叶斯·凯撒所作的悼词中所说的陷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人们生前所做的恶事总是在人们死后还一直流传，而好事则和人们的尸骨一同埋葬了。就如同我知道的其他大部分酒鬼和吸毒者一样，罗杰·克林顿在本质上是一个好人。他爱母亲，我还有小罗杰，母亲在新奥尔良市完成学业的时候，他曾帮助母亲来看我。他对家里和朋友也非常的慷慨，他很聪明，也很风趣。但是他身上也有一种由恐惧、不安全感和心理缺陷混合在一起的易怒的冲动，这种冲动摧毁了多少瘾君子的前途。而且据我所知，他也从来没有向那些知道如何给予别人帮助的人需求帮助。

与一个酗酒的人共栖同一屋檐下真正让人困惑的是，情况并不总是那么糟糕。有时候几周甚至几个月，我们都会一家人快乐的度过，沉浸在普通生活的平淡快乐之中。我很清醒我没有忘记那些日子，即使忘记了，我还有一些父亲寄给我的明信片和信件，还有一些是我寄给他的，让他想着我。

有一些不好的时光也是会被忘记的，当我最近重新阅读母亲离婚档案书上面我的宣誓词的时候，我看到在那上面我叙述大概三年前我打电话给母亲的律师，让他叫警察把正在家中施暴的父亲带走。我还叙述了上一次我阻止父亲打母亲的时候，父亲还威胁要揍我的事情。不过可笑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比父亲高大强壮，即使他很清醒没有喝醉，也不会是我的对手。我早就忘记这两件事了，也许正如专家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们要继续住在有酗酒成员的家庭里，他们便会否认这件事情。无论什么原因，四十年后，这些特别的记忆将会被封印在内心深处。

1962年4月14日，在我们离家五天后，母亲提出了离婚申请。离婚在阿肯色州是很快就可以发生的事情，而且很显然地是母亲有她可以离婚的立场。但是这并不代表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父亲疯狂地想要让母亲还有我们回家去。他濒临崩溃，瘦了好多，把车停在我们家附近很久，甚至有好几次竟然睡在了我们走廊的水泥地上。有一次他让我和他一起去兜风，我们开到了我们旧房子后面的环形车道，他把车停在我们私人车道的最后面。他看起来一团糟，大概有三四天都没有刮胡子了，不过我认为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喝酒。他说他没有我们就不能生活，说他除了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继续活下去。他开始痛苦，他求我让我说服母亲回到他的身边，并说他会变成一个正直的人，而且不再殴打或者辱骂母亲。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深信不疑的，可是我并不相信。他从来不清楚或者承认他问题的根源所在，他也从不承认只要他看到酒他就会变得无能为力，而且他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戒酒。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向母亲恳求，我想母亲在最后还是有些怀疑她照顾我们的能力——母亲一直都没有赚到很多钱，这种状况直到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实行了几年后才有所好转。尤其是她那老旧的观念，认为带着孩子而离婚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尤其是如果没有所谓真正的家庭暴力的话，情况确实如此。我觉得母亲也认为她和父亲之间的事情，她也有一部分的错，而且很有可能是母亲引发了父亲的这种不安全感，毕竟母亲是一个漂亮、有趣的女人，她喜欢男人而且和很多比他丈夫要优秀许多的有魅力的男人在一起工作。不过据我所知，母亲从来没有和那些人交往过，即使有，我也不能责怪她什么。在她和父亲分开以后，她确实和一个深色头发的英俊男人交往过，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个男人送我的高尔夫球棒。

我们搬到斯卡利街几个月后，离婚的事情就办妥了，母亲对我和罗杰说我们需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讨论关于父亲的事情。母亲说父亲想要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进新房，她认为这次情况不太一样，她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我忘记了罗杰是怎么说的，因为那时罗杰才五岁，而且他很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说我反对，因为我不认为他会改变，但是我说我会支持母亲做出的任何决定。母亲说家里需要一个男人，而且说如果她不给父亲一个机会，她会一直感到愧疚。所以母亲给了他一次机会，和他复婚了。那对于父亲所剩无几的人生无疑是很好的，可是对于母亲和罗杰却并非如此。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不过在后来父亲生病的那段日子里，我确实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度过。

虽然我并不同意母亲的决定，但是我理解她的感受。就在她把父亲带回来的不久前，我去法院把我使用了好多年的姓氏布赖斯改为克林顿。我至今也不是很确定为什么我要那么做，但是我很清楚那是我因该做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罗杰马上就要上学了，我不想让我们不同的血统成为他的一个问题，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只是很简单地想要和我其余的家庭成员拥有同一个姓氏。也许我甚至想要为父亲做一些好事，尽管我很高兴母亲和他离婚了。我并没有实现告诉母亲我要改姓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得到她的批准。当母亲接到法院的电话时，她说可以，尽管她可能会认为我选错了时机，那也并不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有人质疑我的决定和时机。

从初中的后期一直到我在山上那间老旧的高中读高二，父母亲婚姻的落败，以及离婚和复合都占去了我很多情感能量。

正如母亲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的那样，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高中的学业，以及斯卡利街的新邻居上。街上的房子大多都很新，而且都中规中矩。就在街的对面，有一个完全空旷的空地，那是惠特利农场剩下的唯一东西了，而且在那之前不久，农场还占据着一块更大的区域。每年惠特利先生都会在整块地上种植牡丹花，这些花让春天变得更加炫目，也吸引了好多慕名前来的人，他们都会耐心地等待惠特利先生把花剪下来送给大家。

我们住在街上的第二所房子里，第一所房子位于斯卡利街和惠特利农场的拐角处，住在里面的是沃尔特·耶尔德尔先生和他的妻子凯，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卡罗琳，琳达和沃尔特。沃尔特是第二浸礼教会的牧师，后来他成为了阿肯色州浸礼会大会主席。从我们搬到那里的第一天起，他和凯就对我们非常的好，我们都管他叫耶尔德尔大哥，他去世于1987年。我不知道耶尔德尔大哥在南方浸礼会大会如此苛刻的评价环境中将会如何应对，毕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思想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是要被逐出神学院的，教会也在除了种族之外的所有社会问题上强化了它的右倾立场。耶尔德尔大哥身材魁梧，体重250磅。在他害羞的外表之下有很强的幽默感，他笑起来也十分地爽朗。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他给予人们教诲，并且树立榜样，而并不是谴责或者挖苦，从而引导他们走向基督。对最近的浸礼会的霸主或者当今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来说，他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宠幸，但我真的很喜欢和他交谈。

耶尔德尔家最大的孩子是卡罗琳，她和我同岁，酷爱音乐，而且嗓音非常好，钢琴造诣也很高。有很多次，我们围在她的钢琴旁唱歌，有时候她还会为我的萨克斯独奏伴奏，而且伴奏的比独奏的利害，这也许不是第一次。卡罗琳很快成为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成为了我们那帮人中的一员，其他还有戴维·莱奥普罗斯、乔·纽曼、隆尼·塞西尔等人。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以期参加学校的活动，还经常一起玩牌和打球。有时候则只是聚在一起消磨时间，而且通常都在我家。1963年，我参加了美国军团“少年国家”活动，和肯尼迪总统拍了现在很有名的一张合影。卡罗琳也被选入“少女国家”，这是在家乡邻里中唯一一次。卡罗琳考进了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声乐，她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却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结果她嫁给了杰瑞·斯特里，一位出色的摄影师，生了三个孩子，成为承认读写教育方面的领军人物。我当上州长之后，便任命她负责我们的成人读写规划。她和她的家人住在距州长官邸大约三个街区的一幢很气派的老宅内。我常去那里聚会、打牌，或者像以前那样唱歌。我当选总统后，卡罗琳一家搬到了华盛顿。卡罗琳到那里的国家读写研究院工作，后来成为了这个研究院的领导人。我离开白宫后，她又在那里待了一阵子，然后赴其父亲的后尘，当上了牧师。斯特里一家现在依然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切都开始于斯卡利街。

我家另一边的房子是吉姆和伊迪丝·克拉克家，他们没有生育子女，却把我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们其他邻居还有弗雷泽老两口在我从政之后一直是我的支持者，然而他们给我的最大礼物却来得非常意外。1974年的假期里，我刚刚伤心地输掉了国会竞选，情绪仍然十分低落，当时我看到了弗雷泽老两口的孙女。她那时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并且患有严重的疾病，骨头非常脆弱，胸部以下的身体都要靠支架固定，腿被张成一个八字形，以减轻她脊椎受到的压力。她拄着拐杖走起来十分困难，但她是一个坚强的小姑娘，丝毫没有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所具有的那种自我意识。我见到她的时候问她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她说：“当然，你是比尔·克林顿呀。”那时候我正需要有人来提醒我这一点。

哈桑家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一个叙利亚意大利家庭，六口人挤在街头一幢很小的房子里。他们的钱肯定都花在了伙食上，每个圣诞节以及年中其它的一些时候，他们都会为整个街区做很多意大利饭菜。我至今还能听到吉娜大妈的声音：“嗨，比尔，嗨，比尔，你得多吃点。”

还有乔恩和托尼·卡伯夫妇，他们喜欢看书，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有学识的。他们的儿子迈克和我同班，还有查尔斯·豪斯利——一个男人中的男人。他知道怎么打猎，怎么钓鱼，怎么修理东西，特别是知道对男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他总是把罗杰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下，尽管我们的新房子和原子比原来的小，四周围也没那么漂亮，但我还是喜欢上了我的家，喜欢上了我的邻居，对于度过高中岁月的我来说，那里是个好地方。